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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戌的"第一滴血"谭嗣同:改革结束,革命开始

性情 时间:2018-09-29 浏览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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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二十年前的今天,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义于菜市口,这宣告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。不过,事后梁启超却认为,戊戌变法是一场成功的政治运动。那么它成在哪里呢?它开启了改革之门,还是革命之门?就谭嗣同之死而言,答案毋宁是后者。戊戌年的谭嗣同一度纠结于改革与革命之间,最终他选择为改革而赴死,同时为革命而永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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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有为定性为革命派,会引来一些争议,相形之下,把革命派的标签贴到谭嗣同头上,无须一丝犹疑,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革命派,连革命党人都愿为之背书、认证。1912年9月16日,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的黄兴,在北京湖南同乡会举办的欢迎会上致辞道:“中国革命,湖南最先。戊戌之役有谭嗣同,庚子之役有唐才常,其后有马福益、禹之谟诸君子。萍醴之役,广州之役,我湖南死事者,不知凡几。又如陈天华、杨笃生、姚鸿(宏)业诸君子,忧时愤世,蹈海而死,所死之情形虽异,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。兄弟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,心实无他,破坏黑暗专制,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。”这则直接把谭嗣同纳入革命谱系,并视之为源头,推许之高,有如革命先驱。

若谓黄兴之言有“湖南人共同体”之嫌,且来细细观测谭嗣同其人。判断一个人的政治派系与政治观,标尺无非两点,一理念,二行动,所谓察其言而观其行是也。谭嗣同的政治理念,归结起来,一是反传统,二是反专制(君主),三是兴民权,四是排满,五是暴力革命。这五点,前三点与戊戌年前的康有为相近,后两点则判然有别。其实相近之处,亦有差异。譬如康有为宣传民权,讲究托古,假借孔子之名,虽然孔子只是他手中的招牌,不过终究难以割舍,他对中国传统的态度,也是在爱恨之间。谭嗣同则不然,其代表作《仁学》,以摧枯拉朽、犁庭扫穴之势,几乎把中国传统一扫而空之,试看这样的言论:“二千年来之政,秦政也,皆大盗也;二千年来之学,荀学也,皆乡愿也。惟大盗利用乡愿,惟乡愿工媚大盗。”如此歇斯底里,康有为再极端,怕也写不出来。顺道说一句,谭嗣同的歇斯底里,近乎时代气质,如严复论中国风气:“华风之弊,八字尽之:始于作伪,终于无耻。”也是一般歇斯底里。

再说反专制(君主)。康有为《孔子改制考》使用的是移花接木之术,把尧舜从君主改装为民主,称“尧舜为民主,为太平世,为人道之至,儒者举以为极者也”,又云“孔子拨乱升平,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,尤注意太平,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”。为了规避政治压力与风险,为了让更多受众接纳其学说,这般托古改制,借古讽今,无可厚非。谭嗣同则不屑这些花活,他直言道:“生民之初,本无所谓君臣,则皆民也。民不能相治,亦不暇治,于是共举一民为君。夫曰共举之,则非君择民,而民择君也。……夫曰共举之,则因有民而后有君,君末也,民本也。”这一观念,说民本主义也好,说民主主义也罢,至少比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更进一步。再者,《仁学》曾引用法国人的民主口号:“誓杀尽天下君主,使流血满地球,以泄万民之恨。”并盛赞“法人之学问,冠绝地球,故能唱民主之义”,正可见谭嗣同反君主专制之彻底,以至极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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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屡屡说到《仁学》,这究竟是本什么书呢?梁启超把此书称作康有为思想的投影或注脚:“《仁学》何为而作也?将以光大南海(康有为)之宗旨,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,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。南海之教学者曰:‘以求仁为宗旨,以大同为条理,以救中国为下手,以杀身破家为究竟。’《仁学》者,即发挥此语之书也。而烈士(谭嗣同)者,即实行此语之人也。”这未免有些张大其词。对于康有为,谭嗣同的确顶礼膜拜,奉若神明,在致其师欧阳中鹄信中盛赞“南海先生传孔门不传之正学,阐五洲大同之公理,三代以还一人,孔子之外无偶”,比作“一佛出世”,“不以师礼事之,复以何礼事之”。不过论思想,并不全部因袭,而有超越的一面。其超越,一在对西学的涉猎,二在批判传统与现实的深度与烈度。要言之,谭嗣同远比康有为激进。恰因过于激进,《仁学》成书之后,不敢刊行,“著成后,恐骇流俗,故仅以示一二同志,秘未出世。”那么这本书到底激进到什么程度?谭嗣同就义之前,把《仁学》书稿托付给梁启超,翌年,梁启超将书中部分章节刊于《清议报》——还是不敢全部公开发表——并在《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》中表示: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,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。”当时以开明著称的张謇,则斥《仁学》“创杂种保种之说,谬妄已甚”。这两种论调,貌似对立,实则指向同一点。

《仁学》的贡献,即在激进批判,论及建设,则无足观——以谭嗣同的性情与学力,注定难以从事建设性的工作。同时代批判中国传统的人物,没有人比他更勇敢、更猛烈。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云:“晚近世以来,学术思想之路益狭,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,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;有之,自复生始也。”——复生是谭嗣同的字。当然钱穆称颂谭嗣同,关乎其个体经验。十六岁那年,他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,因故退学,住在疗养室,从室友枕下得到《仁学》,彻夜阅读,大受震动,早晨起来便剪掉了脑后的辫子,以示与清朝一刀两断,《仁学》的魔力,竟强悍如斯。

辫子是满族人的发型,极具政治象征意义。由此来说排满。戊戌年前,康有为号称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,按理说,不保大清,应暗含排满之意,不过康有为并未明示,至少在其公开言论之中,几无蛛丝马迹。相反,谭嗣同《仁学》,如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所述,“鼓吹排满革命也,词锋锐不可当”。譬如称古代的暴君,只是以天下为其私产,满人“起于游牧部落,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,苟见水草肥美,将尽驱其禽畜,横来吞噬。所谓驻防,所谓名粮,所谓厘捐,及一切诛求之无厌,刑狱之酷滥,其明验矣”;并称满人不仅作恶,而且禁止国人记述、谈论其累累恶行:“《明季稗史》中之《扬州十日记》、《嘉定屠城纪略》,不过略举一二事,当时既纵焚掠之军,又严薙发之令,所至屠宰掳掠,莫不如是。”“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,不愈益悲乎!”他甚至还抨击曾国藩等为罪人,“可谓大愚”,因为他们拯救了大厦将倾的清朝。